改革开放33年后，政治经济学仍在主导全部企业家的命运。网上疯传浙商有一个22条军规，其中第一条就是：每天看新闻联播。至今广受认同。
联想集团的柳传志这样说过：“我在做联想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条底线，其实挺起作用的。这条底线就是，我不在改革中犯错误。他说，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做的时候去强行改造环境，那一定会头破血流。
马云说：“中国企业家不懂政治，就做不好经济。”
著名地产商冯仑多次说过要与政府谈恋爱，但不能结婚。
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曾对企业忠告说：“我们这样一个国度，这样一个执政条件，企业家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政策，你就是盲人骑瞎马。”
一个民企的当下共识是：只有同时占有广阔市场空间和政策红利的买卖才能挣钱——后者甚至更为关键。
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民企逐渐成长壮大，成为市场经济关键力量，但也遭遇到空前严峻的挑战。内外交困中，许多完成原始积累的创业家们便成为移民海外的主力军。
其中一个重要动因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加剧，垄断下的权贵资本迅速膨胀，民企的国民待遇始终未获得有效落实，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虽说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日益逼仄的体制天花板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
在全社会进一步推动改革、充分解放生产力的呼声下，万众瞩目的18大即将拉开帷幕。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不完全统计，经选举诞生的2270名党代表中，有145位企业负责人代表。其中国企和民企的比例是111：:34。这个比例与两者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刚好相反。
但这是历史性突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民企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但身上始终打着剥削阶级的烙印。直到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全面提升和改善其政治地位才真正纳入历史议程。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上，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重庆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董事长刘思荣等7位民营企业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首批民企党代表。
在这次大会上，党章作出修改，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大会通过的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阶层中，民营企业主成为六大新社会阶层之一。
2007年，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要求，“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310358,基金吧)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简称“双新组织”。民营企业家代表于是成为“双新组织”代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年，梁稳根、周海江、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等17位民营企业家当选十七大代表。2012年十八大则又扩军至34名。
随着名企在党内话语权的提升，部分人正式跻身“红色资本家”，一个忧虑出现了：这一本来与权力博弈的力量是否会与权力迅速联姻，从而成为新型红顶商人？
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曾经的首富黄光裕沦为阶下囚就是明证。
民企党代表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以为，良好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民营企业要跟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走，而非跟政府某个官员走。
但靠什么厘清权力和市场的边界，使这些被纳入主流话语体系的企业家能真正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而不是官商勾结的先锋呢？更重要的是：面对强政府主导的日益强势国企，靠什么保证这些企业家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呢？
在18大之前针对民营企业家的一项调查中，他们表达了三个心愿：一是减税，二是国民待遇，三是保护私人财产。
显然，要满足这样的诉求，仅仅靠政府自律和恩赐是不可能完成的。
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要义是：依据宪法约束公权，保障个体权益，为民企乃至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体制环境。
著名学者刘吉直言：政府始终是阻力，30年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点。只是有的时候阻力大一点，有的时候阻力小一点。政府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不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贪官污吏、权贵资本主义也不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是破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说深化改革的阻力来自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是错误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都希望改革继续深入，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是市场经济给他们带来了利益，所以他们还希望按照这个方向去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企是改革最大的收益者，是市场经济最坚定的捍卫者，当然也是对党一切顺利历史潮流的好政策的忠诚拥趸。
突然想起这样一件事：“我要给政府讨回400万元的差价损失！”2010年2月2日，列席省人大珠海代表团分组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000651,股吧)总裁董明珠再提“格力政府采购案”，质疑政府采购部门浪费纳税人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现场支招说：“告他！”
是的，中国市场经济到了必须由法治做主的时候了。但愿董明珠和其身后的民营老板们在不远的将来，能找到比权力更加有力的庇护伞。
比企业家讲政治更重要的是政府讲法治，讲良知，懂市场。